2026年10月23日 | 中國經濟增長新模式系列（二）| 經濟
在本系列中，學者與業界人士就中國經濟在轉型邁向高質量、可持續的新增長模式過程中所面臨的內外部挑戰進行探討，並提出相應的理論與政策建議。
在本期文章中，知名宏觀經濟學家、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客座教授楊玉川先生就調整我國的出口戰略提出建議，以期更好應對新的國際經貿形勢，助企業增加盈利，減少外部阻力，為中國出口的高質量發展開闢新路。
中國長年奉行的出口戰略框架形成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中央1988年確定「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戰略方針）。當時，中國經濟正面臨一系列問題和機遇。
在內，1988年中國的外滙儲備僅約33.72億美元，當年的外貿逆差約為31億美元，外滙極度緊缺，全部外滙儲備僅夠覆蓋當年外貿逆差；當年通脹（商品零售物價總水平）約為18.5%，供應嚴重短缺，企業缺乏原材料；當年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大約在1億至1.5億人左右，約佔當時農村總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到四成。
當時經濟面對的核心矛盾是：想進口技術設備但缺外滙；想擴大出口又缺原料。
在外，當時正是全球化加速，全球貿易快速增長的時代，據關貿總協定（GATT，即世界貿易組織前身）的統計：全球商品貿易實際增長率達到了約8.5%至9%的較高水平，全球貿易總額的增幅甚至達到了14%左右；主流規則變化方向是GATT框架下關稅減讓為主；時任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和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推動私有化、自由化，發達國家把勞動密集環節乃至電子機械的組裝環節大規模外包，低端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東西方陣營關係緩和，中美關係改善，為「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戰略實施提供了穩定的窗口期。
在中國內部遇到發展瓶頸的時候，外部機遇期出現：地緣政治好轉、全球貿易加速、發達國家產業大規模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等外部有利條件，配合中國的大量優質勞動力，奠定了中國外貿大發展的基礎。之後，中國外貿發展進入了快車道，中間雖有一些政策調整，如補貼、退稅政策的改變，但大體的框架延續至今。雖然2020年中央提出了要建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但由於內部需求相對疲弱，新戰略尚未得到有效實施。
現在與80年代相比，中國的內外環境均有了較大（甚至180度）變化，有必要以更有力的舉措，對實施了數十年的出口戰略作出調整。
當前的內部環境是：截至今年9月，中國外滙儲備約為3.4萬億美元，且2025年外貿順差約1.2萬億美元，是人類歷史上首個順差超萬億美元的國家，可以說外滙極豐富；近年經濟（按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計算）常徘徊在通縮邊緣，供大於求情況較為嚴重，各種原材料的供應充足；人口增長顯著放緩，勞動力供應總量平穩，從數量優勢走向品質優勢；中國商品的性價比顯著提升，足以碾壓絕大部分國外競爭對手。簡單而言，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再，但商品性價比優勢凸顯。
當前的外部環境是：全球化顯著倒退，美國近年帶頭推動逆全球化，全球貿易進入緩慢增長階段（去年全球貨物貿易增長約2.4%）；地緣政治風險顯著上升，全球市場向碎片化、區域化方向演變，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顯著增加；由於美國的打壓，部分中國產業被迫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
前後比較，當年實施「兩頭在外」戰略時的基本條件：全球化、產業轉移、外滙短缺、國內原材料供應不足、勞動力過剩等，已經全部改變，目前我國面對的情況是：
- 全球化→逆全球化
- 產業轉移（向中國）→從中國轉向其他發展中國家
- 外滙短缺→外滙豐富
- 原材料供應不足→原材料供應充裕
- 勞動力過剩→勞動力總量平穩
此外，在美伊衝突威脅下，石油價格大漲，西方國家普遍通脹壓力較大，全球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明顯趨向增加，情況有點像上世紀70年代，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發起對西方的石油禁運後，西方國家陷入滯脹，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大增的時期。
簡單來說，中國繼續大幅增加出口的外部環境已經顯著惡化，全球貿易部分進入存量博弈時代。量的增長將面對愈來愈大的阻力，這一點，從近期部分國家頻頻試圖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倡導人民幣升值、要求中國對出口產品自我設限，乃至直接以行政措施禁止中國商品進口，已可清楚看到。對我國來說，除了反對部分國家明顯不合理的做法外，還需要考慮另闢蹊徑，從追求量的增長走向追求價格增長。
分析中國出口的優劣可以看到：現在中國出口的最大優勢是產品的超強性價比，最大劣勢是中美博弈加劇下，中國出口面對的人為阻撓。由於中美博弈將長期存在，中國出口面對的人為阻撓也將長期存在，並將隨著中國出口的增加而增加。
中國出口產品具有超強性價比的同義詞，是相比其他外國同類產品，中國產品的價格偏低。中國商品價格偏低，疊加中國增加出口量的阻力上升，二者共同指向了一個新的方向：減少出口規模的低價擴張，把重點放在提升價格上，把存量市場做優，向存量市場要利潤。
低價無序競爭是近年中國出口遇到的一個較大的問題：「內捲」外溢，企業增收不增利，一年辛苦到頭，結果卻不賺錢。
這個現象顯然不正常。既然企業產品具有超強的性價比優勢，為甚麼財務表現卻如此不濟？直接原因當然是過度競爭，企業只想著保持市場份額，完全沒有餘力顧及賺錢。然而，如果說在國內市場，競爭帶來的低價還對基層消費有些正面意義，在出口市場，正面意義何在？特別是當產品市場份額高達80至90%時，為甚麼仍然要低價出口？為甚麼要將中國人民本可獲得的利益，拱手送給那些更富裕的發達國家，還要被它們指摘「傾銷」針對？
中國2025年出口總金額約27萬億元人民幣，假設出口總量減10%，商品平均提價20%，增加的淨利潤大約有近3萬億元人民幣，可以極大地改善企業盈利及人民生活。如果將逐步提價常態化，中國將獲得極大利益。這種做法，顯然比被他國加徵關稅（關稅收益歸他國，上升的部分成本卻要由中國出口商承擔）、貨幣升值（打擊出口，擴大進口，加劇宏觀經濟不平衡）、對出口產品數量自我設限（如果僅減量不提價，會導致出口企業盈利減少）等其他選項，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更有利。
其實，中國近年也有針對部分產品降低出口退稅，變相提高出口價格，不過尚屬個別現象。在政府「高質量發展」精神的指引下，出口的高品質發展之路，就是要跳出過去以擴大規模為主的舊路，改走提價增利的新路，只有這樣，才能減少內外矛盾，為中國人民創造更多福利。
楊玉川是知名宏觀經濟學家、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客座教授，在金融界有數十年管理經驗。
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屬作者個人意見，未必代表香港改革研究院的機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