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核心」與「哥特式」:《十五五規劃》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2026年10月8日 | 中國經濟增長新模式系列(一)| 經濟

在本系列中,學者與業界人士就中國經濟轉型邁向高質量、可持續的新增長模式過程中所面臨的內外部挑戰進行探討,並提出相應的理論與政策建議。

以下文章作者為崔之元教授,他是國際知名政治經濟學家、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香港改革研究院顧問。本文中文版首刊於「實驗主義治理」微信公眾號第616期。崔教授近期在香港出版了兩部著作,包括《小資社會主義宣言: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思考》(2026)與《現代主義精神群像: 現代性理論與民主政治的次優解釋》(2026)。

2026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和《十五五規劃綱要》[1]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昭示了中央政府徹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決心。本文首先梳理《十五五規劃》中 「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概念出台的前一年的理論和政策準備,並針對最近幾個月的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提出深化理論研究的建議。

一、「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概念出台的前一年的理論和政策準備

實際上,2024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將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寫入會議通報。2025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研究《十五五規劃》建議稿的會議,再次提及「依法依規治理企業無序競爭,推進重點行業產能治理」。

尤其重要的是,2025年9月16日出版的《求是》雜誌發表了習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其中把克服「內卷」作為建立國內大市場的頭等大事:「第一,著力整治企業低價無序競爭亂象。內卷重災區,要依法依規有效治理。更好發揮行業協會自律作用,引導企業提升產品品質。推動落後產能有序退出。」

2025年12月,《求是》雜誌又發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擴大內需是戰略之舉》,其中指出:「擴大內需既關係經濟穩定,也關係經濟安全,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略之舉。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是保持我國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這實際上把「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這一主要涉及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擴大內需」的宏觀經濟學概念結合起來了,因為「內卷」的實質是產能過剩,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很難想象企業會競相降價,惡性競爭。而產能過剩和國內總需求不足又有密切聯繫。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和習主席文章精神的指導下,我國政府各部門迅速行動起來,在2025年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內卷式」競爭的政策,特別重要的是7月24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市場監管總局研究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修正草案進一步明確不正當價格行為認定標準,規範市場價格秩序,治理「內卷式」競爭。其中,針對1998年《價格法》第十四條 「經營者不得有下列不正當價格行為」,修正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將第(二)項修改為「在依法降價處理鮮活商品、季節性商品、積壓商品等商品或者有正當理由降價提供服務外,為了排擠競爭對手或者獨佔市場,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傾銷,或者強制其他經營者按照其定價規則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傾銷」。這裏的關鍵詞是不得「為了排擠競爭對手或者獨佔市場,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傾銷」[2]。

2026年1月21日,市場監管總局召開專題新聞發佈會,公佈了2025年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十大典型案例,覆蓋平台經濟、新能源、產品質量、廣告合規等多個領域,其中第二個案例是:「光伏行業『內卷外溢』風險預警與整治。通過事前預警、政策協同、指導約談等方式,有效防範企業因內部協調行為外溢可能導致的海外反壟斷風險,幫助企業規避可能面臨的境外法律風險與經濟損失,促進行業競爭方式從『價格內耗』到『創新驅動』轉變」[3]。這裏防範「內卷外溢」的提法,可能和近年來我國在WTO中遭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時發起的針對中國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數量增多有關。實際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盧鋒教授的研究發現,2024年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發起的貿易調查數量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2024年中國共面臨198起WTO貿易救濟調查,其中117起由發展中國家發起,佔比近六成,顯著超過了發達國家發起的數量[4]。這一趨勢打破了公眾普遍認為針對中國的貿易爭端主要源於發達國家的傳統認知,顯示出中國出口順差在中高端、新興行業以及傳統和較低端行業都在快速增加,從而引發了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更廣泛的貿易緊張關係。值得欣慰的是,中國正在調整這種過度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我們近幾年專門在上海舉辦進口博覽會,就是一個和世界分享中國高速發展的紅利的例子,說明我們已經認識到長期的大額貿易順差(特別是存在大量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的情況下)不利於其它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獨立工業發展。

2025年9月23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出席第80屆聯合國大會相關活動時向全世界莊嚴宣示,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在世貿組織當前和未來談判中,將不尋求新的特殊和差別待遇[5]。雖然中國並未放棄在WTO中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但中國主動放棄了對發展中國家的一些貿易優惠。這體現了中國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主動開放國內市場的原則立場。與之相配合,2025年9月26日,商務部、工業和信息化部、海關總署、市場監管總局四部門決定對純電動乘用車實施出口許可證管理,這是我國主動限制出口的重大舉措。

二、《十五五規劃》今年3月正式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後的舉措

《十五五規劃綱要》於2026年3月經全國兩會審議,和《十五五規劃》同時通過,其中提出的「健全產能監測預警機制」目前正處於從頂層設計向分行業落地推進的階段。2026年7月7日,市場監管總局舉行2026年上半年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專題新聞發佈會,介紹了「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新的具體進展[6],其中特別強調:「聚焦『內卷式』競爭問題突出的行業領域,在價格和反不正當競爭監管執法方面打出『組合拳』,推動企業從《價格法》向『拼質量』轉變。一方面,我們健全制度規則體系,夯實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的法治基礎。持續推進《價格法》修正工作,研究修訂《關於制止低價傾銷行為的規定》,指導相關行業協會制定成本計算團體標準,推動形成“1+1+N”的低價傾銷規制法律體系」。這是對前面所引用的習近平主席文章中「更好發揮行業協會自律作用,引導企業提升產品品質。推動落後產能有序退出」的具體落實。

一個最新的治理「內卷式」競爭的案例是:2026年「8月6日晚,在7月31日市場監管總局對光伏行業開展價格合規指導後僅一周,國內八大多晶矽企業在上海共同簽署反內卷《倡議書》。八家企業合計佔據國內多晶矽有效產能超過90%,包括四家上市公司通威股份、協鑫科技、大全能源、新特能源,以及亞洲矽業(青海)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東方希望新能源有限公司、青海麗豪清能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戈恩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企業共同承諾:所有光伏產品銷售價格(含招投標報價)均不得低於依據團體標準《光伏行業成本核算模型通則》核算的對應成本。低於完全成本價銷售的必須立即制止和糾正」[7]。由於《光伏行業成本核算模型通則》2026年7月27日才開始實施,我們還不可能知道它的執行效果,但可以設想這將會檢驗前文提到的今年列入全國人大立法程序的1998年《價格法》的爭議。全國人大討論時爭議的關鍵點是如何理解和執行《價格法》修正案第十四條的不得「為了排擠競爭對手或者獨占市場,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傾銷」。這裏的成本是指單個企業平均成本,還是行業平均成本?如果是前者,是否鼓勵落後企業?如果是後者,如何確定行業平均成本?因為如果按算數平均值,一個行業裏按定義就有一半企業違背《價格法》。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第四十一條第(二)款規定「能夠滿足招標文件的實質性要求,並且經評審的投標價格最低;但是投標價格低於成本的除外。」這裏也沒有說明到底是單個企業平均成本還是行業平均成本,而且現有的法院判決不統一。[8]

三、深化「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理論研究的建議

《十五五規劃》並沒有給出什麽是「內卷式」競爭的精確定義。但從上述的國家領導人論述和有關部委的政策中,我們不難看出,「內卷式」競爭是以「卷價格」為主的同質產品的競相降價的惡性競爭,是「拼質量」這一中央倡導的「高質量發展」的反題。

在此,論證以價格為主要調節機制的市場競爭並不一定達致穩定的市場均衡 (stable market equilibrium) 的「核心」(core)理論,對深化「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理論研究頗有啟發。該理論的創立者是芝加哥大學已故經濟學家萊斯特.特爾瑟(Lester Telser,1931-2022)。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說,在一定的條件下,以價格為調節機制的市場競爭會達到帕累托最優的供需均衡,而且這一均衡一定會落在「核心」之內。「核心」是指這樣一組交易與收益分配方案:任何廠商與買家組成的子聯盟,都無法通過脫離現有安排、另行締約而讓自己的成員都變得更好。競爭均衡通常正是核中的一點。特爾瑟卻反主流而行之:在《經濟理論與核心》[9]等著作中,他系統論證:在一類具有現實重要性的產業結構中,核心可能是空的——即不存在任何配置能免於被某個聯盟推翻。此時,無約束的競爭沒有穩定解:任何價格都會誘發進一步的偏離,市場陷入永無休止的價格戰、進入與退出的循環。因此,更準確地說,特爾瑟的理論是一種「反內卷式競爭」的「空核心」理論。

特爾瑟用電影《碧血金沙》的例子簡單明了地說明「空核心」理論——一塊巨石下埋著價值 100 的寶藏;搬開石頭需要兩人或更多;單人辦不到。三人競爭搬石頭,任意兩人組成的搬石聯盟即可獲100,但任一兩人聯盟都可以被另外兩人組成的聯盟推翻,故核心非空需要滿足的不等式組無解[10];引入唯一有持照資格的搬石人後,核心才能非空,但全部租金歸持照者。他的結論是:過度的價格競爭可以摧毀均衡,各種「合作」或「對惡性競爭的限制」(這個例子裏的持照是一種競爭資格限制)正是使穩定與效率成為可能的制度安排。

特爾瑟「空核心」理論的一個關鍵新概念是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之外的「可避免成本」(avoidable costs):例如,造船有固定成本,也有隨航行距離與時間變化的可變成本,但還有停港即可避免的航次成本。又如,發電機本身作為資本是固定成本,投運才產生可避免成本;機車與車廂是固定成本,而班組是可避免成本,因為閑置的列車不需要班組,而運行中的列車需要班組且與行程長短無關。水泥、玻璃、鋼鐵則因需要高溫而有巨大的啟停成本,即「可避免成本」。

特爾瑟證明,「空核心」出現的典型條件是:(1)企業存在巨大的可避免成本,即一旦決定生產就必須整筆支付,但停產即可免除的固定成本;(2)在產能限度內邊際成本很低甚至遞減,產能呈「不可分」的塊狀;(3)需求相對於最優規模的整數倍而言 「不湊巧」,即需求量無法被若干滿負荷運轉的最優規模工廠恰好整除,或需求波動和萎縮。在這種結構下,總有閑置產能的企業願意以任何高於邊際成本(但低於平均成本)的價格搶單;每個企業價格被壓到本企業平均成本之下,導致全行業虧損,但沒有人能承諾不降價,因為任何維持價格的默契都會被某個「買方+降價者」聯盟推翻。競爭均衡不存在,不一定是被壟斷扭曲,而是因為競爭本身達不到穩定的結果。在空核產業中,某些形式的限制競爭的「合作」——卡特爾、運價同盟、產能協調、兼併、基點定價乃至政府管制——不是對效率的背離,而是實現效率的必要制度安排[11]。特爾瑟的學生George Bittlingmayer對1897年 「阿迪斯頓鋼管案」的著名研究證明,鑄鐵管行業正是高可避免成本的空核產業,美國最高法院依《謝爾曼法》取締其定價聯盟之後, 企業的理性反應不是回歸競爭,而是乾脆合併為單一公司;1898–1902年美國大併購浪潮,部分正是反托拉斯法禁止「軟合作」(卡特爾)而逼出「硬合作」(合併)的結果[12]。

光伏產業的特征符合特爾瑟的「空核心」,其「改良西門子法的還原爐」 恰恰體現「可避免成本」:裝置一旦點火即須連續滿負荷運行,停爐重啟涉及漫長的升溫與置換過程,產量調節只能靠整爐啟停而非連續微調。2026 年上半年,我國光伏行業交出了產業史上最慘烈的成績單:披露半年報的26家上市公司中22家虧損,合計預虧 183億至 214 億元,而中國矽料,矽片,電池片和組件的產能的全球佔比分別高達96%,96.2%、91.3% 與 80.1% 。產能為什麽會過剩到任何價格都無法出清的程度?為什麽虧損不能像主流教科書所許諾的那樣,通過退出機制自動恢復均衡? 這正是前述特爾瑟所論述的,在空核心行業,總有閑置產能的企業願意以任何高於邊際成本(但低於平均成本)的價格搶單;每個企業價格被壓到本企業平均成本之下,導致全行業虧損,但沒有人能承諾不降價。我們可以從中信建投最新發佈的我國光伏產業「現金口徑虧損」與「完全成本口徑虧損」的區別[13]來理解特爾瑟的空核心論述。

現金成本指實際發生現金流出的那部分支出:原材料(工業矽粉)、電力、人工、輔料、包裝運輸等。而完全成本則是在現金成本之上再加折舊攤銷、分攤的管理,研發和財務費用等。多晶矽是重資產環節,折舊佔總成本比重超過20%,所以兩個口徑的差距很大。資料顯示,電池片和組件的「現金利潤率」分別是1.58%和9.26%,而「完全成本利潤」率卻是-16.27%和0.18%。企業每賣一片都有現金凈流入,但賬面報表利潤是虧損的——虧在折舊上。折舊對應的是已經建成的廠房與設備,那筆錢早就花掉了。停產不會讓它回來,所以企業在決定「繼續開工還是停產」時,折舊是無關變量;真正相關的是停產能省下什麽。價格只要高於現金成本,繼續生產就比停下來強——這並不是《價格法》修正案第14條裏說的「為了排擠競爭對手或者獨佔市場,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傾銷」,而是企業的理性選擇。這也解釋了為什麽行業可以在全面賬面虧損的狀態下持續運轉很久:現金流還沒有斷[14]。

中信建投所引用的我國光伏行業的會計概念「現金成本」並不完全等於特爾瑟的「可避免成本」,後者是「停產可省下的全部支出」,除了現金成本,還應計入設備的轉售價值等機會成本,但兩者比較接近。特爾瑟所謂「總有閑置產能的企業願意以任何高於邊際成本(但低於平均成本)的價格搶單」的機制類似於我國光伏企業願意以高於現金成本的價格(但低於本企業平均成本)繼續生產的機制。目前關於如何理解《價格法》修正案中「為了排擠競爭對手或者獨占市場,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傾銷」的爭議,可以從特爾瑟的 「可避免成本」導致價格競爭「空核心」的理論得到啟發:真問題可能不是「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傾銷」中的成本是本企業成本還是行業平均成本,而是究竟是指本企業的「平均可避免成本」還是本企業的「平均總成本」。這是一個值得群策群力深入研究的大課題。

如果說特爾瑟的「空核心」理論是對深化「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研究的微觀經濟學貢獻的話,我們還需要在「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的宏觀經濟學上深入探索。本文前述習近平主席2025年相繼發表「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和「擴大內需是戰略之舉」,說明兩者的密切關係。很多國內學者已經對產能過剩和總需求不足的關係以及低價競爭導致通貨緊縮的機理做了很好的研究[15]。我本人也在去年11月《文化縱橫》的訪談中從收入分配改革角度對治理「內卷」做了初步宏觀分析[16]。在此,我僅僅從「內卷」一詞的起源角度,來談談「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所要求的宏觀政治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

最早把「內卷」概念引入中國的,是加州大學著名中國經濟史和法律史教授黃宗智先生。他在1980年代論述:「在人多地少的客觀情況下,很容易導致越來越高的單位土地勞動投入和越來越低的邊際回報,從而形成一個比較頑固難變的封閉體系。由於其「內卷」(或「過密」)狀態,甚至能夠抵禦、排除質變。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高度依賴輔助性、副業性的勞動投入的棉花-紗-布經濟便是最好的例子:棉農們以18倍的按畝勞動投入來獲取僅數倍於水稻的每畝收益的回報,形成一個農業與手工副業緊密結合的頑固生產體系,完全消滅了之前還可以看到的一些較大規模、依賴雇工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農場。其中的關鍵機制在,一個小農戶家庭相對一塊小耕地而言,憑借自身的(僅具低機會成本的)廉價輔助性家庭勞動力,能夠承擔比雇工的營利型經營式農場更高的地租,亦即地價,藉此完全排除了後者。那樣的農業甚至能夠頑強抵制機械化的進入」。 近年來,黃宗智教授又探討了中國農業經濟的內卷化和去內卷化與中國現代工業演變的共通性,並進而將其和中國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官僚主義內卷化及去內卷化聯系起來。他強調,「要更完全地去內卷化,中國的出路尤其在更大範圍的創新和質變」[17]。可見,他已經把「內卷」的含義從單位土地上勞動的邊際回報率下降擴展為更為宏觀的機制。

有趣的是,國際學術界一般認為,「內卷」(involution)一詞由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1963年在研究爪哇農業的專著中首次提出[18],黃宗智教授在把該詞引入中文學術界時也是這樣追溯的。但格爾茨本人卻指出,他的「內卷」概念來自美籍俄裔人類學家Alexander Goldenweiser 1936年對於晚期哥特藝術的研究[19]。

Goldenweiser 的「內卷」是指:有些文化模式在達到看似確定的形態之後,既不能穩定下來,也無法轉型為新的模式,卻仍在繼續「發展」——只是發展的方向轉向了內部的日益復雜化。毛利雕飾的單元要素其實寥寥可數,全部繁複來自同一單元在空間排列上的無限增殖。晚期哥特藝術同理:基本形式已臻終局,結構特征固定不變,創造性原已耗盡,然而發展並未停止;被既成模式四面圍困,它轉而承擔起繁縟化的功能,一種特殊的精湛取代了擴張性的創造,成為「技術上的吹毛求疵」。 格爾茨認為,晚期哥特藝術的比喻,在四個方面有助於理解爪哇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其一,基本模式的頑固:爪哇的水田耕作在殖民之前久已定型。格爾茨說,河谷梯田最初的建立不過是這一適應方式的草圖,爪哇諸邦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時期填入了堅實的構圖實體,而耕作制度時期帶來的是過度裝飾。 其二,技術上的吹毛求疵:育秧、移栽、更徹底的整地、極細致的種植與除草、用小刀逐穗收割、雙季、更精確 的水位調節、把田塊推到火山邊緣——這份清單在經濟學裏只是「勞動投入增加」,在格爾茨的框架裏卻是虛飾。用小刀而非鐮刀逐穗收割,正是那種在既定形式內部無限細分的技藝。 其三,裝飾蔓延至整個器物表面: 這一點最關鍵。格爾茨明確寫道,這種「晚期哥特品質」日益滲透整個鄉村經濟:保有制度愈發繁複,租佃關係愈發纏繞,合作勞動安排愈發精巧——目的都是在總體系統中給每個人一個位置,技術上的內卷因此外溢為社會組織的內卷。 其四,視覺上的同構: 這一層他沒有明說,但難以不注意到:毛利雕飾與晚期哥特的意象——同一單元的無限排列、裝飾覆蓋全部表面——與爪哇景觀本身高度重合[20]。

黃宗智教授近年來把「內卷」的含義從單位土地上勞動的邊際回報率下降擴展為更為宏觀的機制,這與格爾茨從晚期哥特藝術來理解「內卷」,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也符合中國政府最近反覆強調的新發展方式的關鍵是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創新」和「高質量發展」。為了深化《十五五規劃》提出的「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的理論研究,我們有必要從微觀機制上借鑒特爾瑟的「空核心」理論,在宏觀機制上借鑒格爾茨-黃宗智對技術上的「內卷」外溢為社會組織的「內卷」的分析。

崔之元是國際知名政治經濟學家、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香港改革研究院顧問。他新近出版的著作包括:《小資社會主義宣言: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思考》與《現代主義精神群像: 現代性理論與民主政治的次優解釋》。兩書是姊妹篇,其中,《小資社會主義宣言》重點探討「小資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策,而《現代主義精神群像》則聚焦與「小資社會主義」相應的人生態度及政治制度。

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屬作者個人意見,未必代表香港改革研究院的機構立場。

參考文獻:

[1]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fzgh/202603/U020260317369114704096.pdf

[2]http://www.news.cn/politics/20250724/4fb02d6a35814bf5bd2c23c4d02918da/c.html

[3]市場監管總局舉行2025年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十大典型案例專題新聞發佈會,http://www.scio.gov.cn/xwfb/bwxwfb/gbwfbh/gjscjgzj/202601/t20260127_947961.html

[4]盧鋒:反制美方關稅戰,為什麽要兩招並用——十四五時期外貿順差超常增長背景角度,https://nsd.pku.edu.cn/sylm/gd/540618.htm

[5]李強在全球發展倡議高級別會議上的講話,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9/content_7042042.htm

[6]市場監管總局舉行2026年上半年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專題新聞發佈會, http://www.scio.gov.cn/xwfb/bwxwfb/gbwfbh/gjscjgzj/202607/t20260709_998291.html

[7]光伏,又有重磅消息,https://m.sohu.com/a/1059964441_313170/?_trans_=010004_zyllqxtmrfx

[8]匯仲研究 | 建工熱話題01【招投標環節】—— 低於成本價中標的情形認定和法律後果,https://www.huizhonglaw.com/Content/2025/07-02/1800002410.html#

[9]Lester Telser, The Core Theory in Economics, Routledge,2006  

[10]在介紹「核心」的文章中(Telser, Lester G. 1994. “The Usefulness of Core Theory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2): 151–164,特爾瑟給出了《碧血金沙》的空核的證明:

•P₁ 與 P₂ 議定合作平分,分配是 {50, 50, 0},P₃ 一無所有。

•P₃ 便去找 P₂,出價 60、自己留 40 → {0, 60, 40},這回 P₁ 一無所有。

•P₁ 轉而去找 P₃,提議平分 → {50, 0, 50}。

•P₂ 又去爭取 P₁,出價 55、自己留 45……

每一個分配都會被某個「兩人聯盟」推翻,因為任何兩人都能確保100,而三人合起來也不過 100。寫成不等式:

x₁+x₂ ≥ 100,x₁+x₃ ≥ 100,x₂+x₃ ≥ 100,x₁+x₂+x₃ ≤ 100

前三式相加,每個人都被數了兩次:2(x₁+x₂+x₃) ≥ 300,即總和 ≥ 150,與上限 100 矛盾。無解——核為空,討價還價可以永遠進行下去”。

[11]這段話大部分採用了人工智能Claude Opus5對特爾瑟《經濟學中的核心理論》一書(見註釋9)的概括總結。

[12]Bittlingmayer, George. “Decreasing Average Cost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5 (1982): 201-29.

[13]https://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fmnews/2026-08-02/doc-inikxwif9772412.shtml,2026年08月02日

[14]這段對中信建投光伏行業報告的分析部分採用了人工智能Claude Opus5的解讀。

[15]例如,劉世錦重磅演講全文:以一攬子刺激加改革經濟振興方案實質性擴大內需,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728547

[16]一個被誤讀的關鍵詞: 清華教授揭示「內卷」的真正代價與出路,https://news.qq.com/rain/a/20251018A02AX500。這一訪談也被加州大學學者Nils Gilman翻譯為英文https://nilsgilman.substack.com/p/chinas-search-for-a-new-political

[17]黃宗智:再論內卷化,兼論去內卷化, http://www.snzg.net/article/2021/0130/article_42552.html, 正式刊發版本載《開放時代》,2021年,第1期:157-168頁

[18]Geertz, Clifford.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Goldenweiser, Alexander A. 1936. “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resented to A. L. Kroeber, ed. Robert H. Lowie, 99‒10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這段對格爾茨借鑒哥特藝術的比喻的分析基本採用了人工智能Claude Opus5的解讀。